权力的任性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　　这个双休日江西省兴国县的父老乡亲们一定没过安生，因为他们的法定节假日被取消了——为了抓捕两名越狱逃犯，当地政府决定取消周末假期，要求汶上县干部群众参与围捕，具体做法是由干部带领群众，3至4人一组，携带手电筒和防身武器把守各路口严防死守。

' w4 O9 a" L1 e$ R) ]' T　　如果时光倒流70年，相信兴国人民对这种“全民皆兵”的景象并不陌生。作为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，兴国素有光荣的革命传统，70年前该县人口不过21万，就有5万人参加了红军，据统计仅在长征路上牺牲的兴国籍官兵就有12038人。70年之后，兴国再度出现“人民战争”的壮观景象，却显得十足荒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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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@( l7 e) T; p4 h$ e9 S2 ^　　且不说当地政府是否有随意取消双休日的法定权力，就“全民抓逃犯”这一事件本身而言，我们不妨作两种假设：其一，如果这两名逃犯仅仅是一般的“小毛贼”，显然不足以对当地的安定团结造成重大影响，如此兴师动众却是为哪般？其二，如果两名逃犯果真是见人就砍的杀人狂，对社会治安威胁巨大，万一在全民围捕过程中有普通群众受到伤害，责任该谁承担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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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根据现代政治学常识，除非遭受外国侵略或大规模，普通公民不负有对抗不直接针对自己的暴力犯罪的责任，特别是当这种对抗可能需要付出较大代价时。而追捕越狱逃犯，显然就是这样一种既不直接针对某一具体公民自身、又存在巨大风险的任务。这样的任务只有公安、武警等特定人员才负有法定责任，其他普通国家工作人员都未必对此“与有责焉”，更不应该强制要求普通公民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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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强制要求全民抓逃犯，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上周一河南信阳浉河区20多所中小学校近千名学生停课捡垃圾，以及今年4月份洛阳法官上街捡烟头的闹剧。学生和法官变成了清洁工，普通百姓变成了警察，这显然是社会角色的错位。而导致这种错位的，则是政府职能的严重错位——许多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往往过多地被推卸给全社会。这种做法在现实中屡见不鲜，仅仅从各种宣传标语中即可见一斑，诸如“全社会动员起来”之类的号召，其工作大多应由某一特定部门负责完成，大多数公民根本无须承担任何责任。数年之前我曾在广东梅州街头看见一则标语——“全社会动员起来，打一场查禁的人民战争”，当然要查禁，可我看不出有发动“人民战争”的必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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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而一些本不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，一些地方政府却担之不疑。可以为此佐证的是，上周二《法制日报》报道说，河北成安县农民如果想用先割再收的传统方式收玉米，必须有县里发放的《秸秆放倒证》，当地农民就想不通：“难道县政府还管我们农民是站着掰玉米还是割倒秸秆掰玉米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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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 Q9 f- P! @) k0 K* D8 k　　该作为的不作为，不该作为的乱作为，这让我们再一次领教了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所说的“权力的任性”。这种权力任性的逻辑是，只要是权力想做的，就是可以做到的；只要权力不想做的，就是与权力无关的。

　　随着行政许可法的颁布与正式实施，“依法行政”的观念已经日益深入人心。“全民抓逃犯”、“法官捡烟头”等荒诞景致及其所体现出来的“权力的任性”，是对行政裁量权的滥用，也是对“依法行政”的最大戕害。这种“权力的任性”，看上去势如破竹，威力无边，而从长远看，绝对是政府效能的一副“致命毒药”，如果放任自流，将贻害无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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